杨玄感明明是贵族，为何要反隋
杨素在全国各地的大城市都建设有水磨坊，主要是磨面和磨米，形成连锁机制；家族在各地有非常多的肥沃农田，阡陌纵横；在各大城市还建设连锁的旅馆；在长安、洛阳购置修建了众多的豪宅。杨素不单单位极人臣，而且富可敌国。假如你是隋炀帝害不害怕杨素及其家族呐？我想是肯定，搁谁谁都不放心。杨素也担心隋炀帝清算自己的家族，于是乎有病也不吃药。隋炀帝时时刻刻派御医们看望杨素，目的不是给他治病，而是让他赶快死。杨素不吃药最终病死，此时时606年的8月31日。隋炀帝恨不得杨素早早死去，杨素的朝中势力和财富都让他非常不安。（杨玄感剧照，就是一个官二代，能力严重不足，欲求不满、担心被杀是反隋的导火索）杨素死后，隋炀帝的心头大患已除，自然不会再让杨素的后人继续掌握朝廷的实际权力，也就是军权了。杨素的长子杨玄感只不过是一个官二代，徒有虚名，没有什么真才实学。隋炀帝让他担任了礼部尚书一职，没有多少实际权力。杨素虽然死了，但是家族还在，财力和政治势力犹存。隋炀帝还是防备杨玄感及其家族，一般不会任命重要的军职给杨素家族的人。隋炀帝还心心念念的要继续削弱杨玄感等人手中的权力，他也害怕杨素家族的人。杨玄感也通过自己的眼线了解到隋炀帝有打算铲除杨素家族的念头，这让他更加担心自己的将来。于是乎，为了自保，他就开始打算起兵，杨广的统治了，可惜手中没有多少兵马。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时候，杨玄感私自向兵部尚书要军权，上前线杀敌。杨广虽然口头夸奖杨玄感，但就是不给他军权。欲求不满的官二代杨玄感就打算起兵反对隋炀帝杨广，他打算立杨广的孙子杨浩为帝，是一个小皇帝。目的也就是过渡一下，然后自己称帝。613年正月，隋炀帝开始第二次征讨高句丽，隋朝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都出发了，后方极度空虚。一、兵力空虚是一把双刃剑。杨玄感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时机，趁着自己负责隋朝大军后勤粮草的便利，持续不断的延迟粮草的发运，让隋炀帝的大军踟蹰不前，到达辽东前线之后不敢发动大规模的进攻。虽然杨玄感认为后方空虚，但这是一把双刃剑，他手中也没有多少，主力在辽东前线。杨玄感兵变的士兵主要还是临时征召的老百姓参加的，没有多少战斗力。杨玄感攻下的第一个县城是黎阳，攻下来之后几乎将所有的男性征召进入，而且还是欺骗的手段。二、杨玄感没有多少战争经验，屡屡犯错。杨玄感自从父亲杨素去世之后，隋炀帝就没打算给杨家重要的军权，给军权太危险了。杨玄感没有战争经验，自然在决定战争策略之上屡犯错误。杨玄感爱好文学、骑射，交往非常广泛，有不少让你相应他的号召。后来瓦岗军的首领李密也投奔了他，负责的参谋工作。李密建议杨玄感三大计策，上策是奇袭涿郡，也就是河北一带，扼守山海关，坚持不久，隋朝主力就会因缺粮而自行逃散了；中策则是奔袭长安，占据关中地区，扼守潼关于隋炀帝抗衡；下策则是攻占洛阳。杨玄感认为，李密的下策才是上策，于是决定攻打洛阳。（李密图，杨玄感的主要军事参谋，但不被信任）没想到洛阳没有攻打下来，隋炀帝的各路主力已经回师援救。然后杨玄感又想攻打关中地区，此时已经为时已晚，追军步步紧逼。杨玄感的部队作战能力不足，随即导致大败，杨玄感身亡。三、识人不明。本来李密的计策非常好，最少可以趁虚而入，攻占长安拒守潼关与隋炀帝抗衡，但是杨玄感不信李密的计策。韦福嗣是杨玄感抓获的内史舍人，他被命令和李密一起掌握内部一切事务。韦福嗣根本不和杨玄感是一伙人，趁机逃跑，将杨玄感的虚实报告给了隋朝。这让杨玄感的军事策略和谋划让对手一览无遗，根本就不可能战胜隋军主力。四、盲目乐观。杨玄感自认为隋炀帝的已经让天下人所唾弃，只要振臂一挥，全国各地都会拥护他的兵变，简直有点书生意气了。事实的结果恰恰相反，响应者大多是文人和百姓，而很多官员并不相应。一连串的误判和指挥失误，两个月的兵变就被了。（杨玄感兵变时机选择在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，主力刚刚到达前线）杨玄感家族及其参与者被隋炀帝血腥，达到30000多人；杨玄感曾经分发朝廷粮食给农民，这些人也被了，仅仅洛阳附近就杀百姓6000多人。
水浒传中王伦哪错了
《水浒传》中的王伦到底哪错了，似乎从来就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。我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总也找不出个头绪来。最近，在解读杜迁这个人物时，终于找到了正确的答案。原来，王伦并非死于文本中所说的心胸狭隘，也不是死于林冲的挟私报复。王伦之错，与杜迁、宋万有直接的关系，可以这样说，是“杜迁”害死了王伦。我们早就“火并”了一位梁山寨主五百年以来，都认为《水浒传》中的梁山只有三任寨主，那就是王伦、晁盖、宋江。我说《水浒传》被历代误读，这里就是一处，梁山总共有四个寨主，无缘无故的就被我们“火并”了一位。那么，这位被我们悄无声息干掉了的寨主又是谁呢？此人不是别人，就是《水浒传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，摸着天杜迁。杜迁是梁山的第一任寨主，这是王伦自己说的。王伦说，他是个不第的秀才，“因鸟气”，“合着杜迁来到这里”。也就是说，杜迁先上了梁山，王伦是“合着”杜迁来这里落草的。合着，与“合着时代节拍”是同一种用法，是跟在后面的意思。是不是杜迁还有些武艺，在前头开道，王伦紧随其后，一并上的梁山呢？书中可不是这么写的。在杜迁上梁山前，与王伦一起到过柴大官人庄上，得到了柴进的馈赠。此时，王伦肯定不会“因鸟气”。大概两人分手后，杜迁上了梁山，王伦则另投他处，在别的地方“因鸟气”便上了梁山。所以，杜迁才是梁山的第一任寨主。这个问题暂且搁下，后文还要进一步证实，施耐庵为何要如此隐晦的把杜迁写作第一任寨主。搞清楚梁山谁是第一任寨主，对阅读《水浒传》大有益处，很多讲不清楚的疑点，也因为认出了杜迁的真面目而大白了。此处，先交代晁盖之死的疑点，花荣梁山射雁，便是这个水浒疑案的伏线。因为杜迁是第一任寨主，晁盖自然就是第三任梁山老大，花荣一箭正是射在了第三只大雁的头上。晁天王曾头市中箭，原来也与杜迁有关。王伦、晁盖这两任寨主都与杜迁有关，施耐庵为何要这样写呢？王伦之错是因为“杜迁”林冲在朱贵的带领下，来到了聚义厅，王伦看过了柴大官人的推荐信，便很爽快的答应林冲入伙，让他坐在了第四把交椅上，反倒把朱贵挤到了第五位。王伦为何不按上山的顺序来排座次呢？原来，在王伦的眼中，似乎根本就没有朱贵。上文中，以王伦的话引出了杜迁是梁山的第一任寨主，王伦“蓦地寻思”，说他是合着杜迁上梁山的，接下来还有一句话，也十分的关键。王伦寻思道：“续后宋万来，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。我又没十分本事，杜迁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”。看看，王伦的眼中哪有朱贵呀？王伦提都没提朱贵，林冲一来，便直接把他的位置往后挪。晁盖做了寨主，同样无限忽略朱贵，总共十一个头领，朱贵就坐在了第十一把交椅上。此时的梁山，还真透着点古怪。直到白胜上山后，朱贵才力压白日鼠，避免了再次垫底的尴尬。其实，白胜给朱贵垫底，也是有隐喻的——这是题外的话。那么，王伦为何忽视朱贵呢？这一点，是不是也是王伦的错呢？其实不然，个中缘故，便是朱贵身上的隐喻，主要是针对“朱洪武”的，杜迁、王伦、宋万、晁盖才是隐写北宋历史的。我在解读杜迁这个人物时，讲到此人隐写了北宋的“金匮之盟”。所谓“金匮之盟”，是北宋历史上的一桩最大疑案，涉及到赵光义是否篡位，更涉及到北宋王朝的皇位传承是否合法。“金匮之盟”据说是赵氏兄弟的母亲杜太后密诏赵普弄的，核心内容是赵匡胤百年之后，传位与老三赵光义，赵光义再传给老四赵廷美。赵廷美死后，就得把皇位传回给赵匡胤的儿子赵德昭——如此“王轮”。北宋的皇位因为“杜迁”，便要“王伦”，由这几个一起打天下的亲王们轮流坐庄。杜太后的三个儿子过足了皇帝瘾，这才轮到他们的儿子辈。但是，轮到晋王做皇帝后，却不依“杜迁”之盟，而是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。所以，“王伦”之错，就错在这里。林冲火并王伦而“晁盖”从文本分析，林冲杀王伦，并非“火并”，火并必须符合“内部相互残杀，内部相互吞并”这两个条件。王伦被杀，若是林冲做寨主，那才是火并。晁盖坐头把交椅，根本就不是火并。因为“王伦”不再王轮，所以，林冲就把他杀了？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。施耐庵以杀王伦而非火并，其实还是在说北宋王朝的一次真火并。这次火并，就是“烛影斧声”。施耐庵其实也是在判断这桩历史疑案，一方面认定赵光义谋杀了亲兄，另一方面又比较相信“金匮之盟”的存在。所以，在《水浒传》中既写了“杜迁”而承认了“王伦”的合法性，再写了“火并”，质疑了“金匮之盟”的真实性。在这样矛盾的心态下，王伦时期的梁山便显得异常古怪了。施耐庵是明朝人，写北宋的故事为何如此隐涩呢？原因大致有两个：其一，施耐庵不能准确考证出北宋历史上这桩最大的疑案，书中写的，正是他不偏不倚的历史观点。这样的“春秋笔法”，同样用在了建文帝去向的描述上。施耐庵虽然比较倾向于建文帝被杀了，但却留下了让人费解的情节，留给读者以自我判断的情节空间。其二，以此及彼，言乎宋，指乎明，是要借北宋的故事隐喻明朝的机密。施耐庵写“杜迁”的根本目的，是为老四说话，是“欲保四”。赵匡胤总共五兄弟，老大、老五已死。所以，“金匮之盟”说，做完皇帝，就得老三称天子。老三呜呼，老四继位。但是，却毁了盟约，老四便不再“王伦”。同样，大明朝时，老大死了，就得老四这辈人继承大统。而朱洪武却误走妖魔，立孙子做了皇帝，燕王等等藩王也不再参与“王轮”。施耐庵说，这样的“王伦”就是违背“天道”的妖魔，就会有人来“替天行道”。智取生辰纲案是道家天罡地煞做主，连骗带逼，把晁盖弄到了梁山，完成了道家星煞梁山大聚义的第一步。“替天行道”的人到了，违背天道的“王伦”还有活路吗？王伦确实心胸狭隘偏私“杜迁”导致了北宋皇位传承的世系混乱，赵光义这一脉抢占了赵匡胤的正脉世袭，便是妖魔出世。按照《水浒传》的设计，梁山是杜迁开创的，王伦是第二个上山落草的头领，之后才是宋万。这样的顺序，其实大有讲究。杜迁、宋万都是七十二地煞之一，分别上应地妖星、地魔星——岂不就是妖魔吗。为何又把宋万扯进来了呢？王伦、晁盖，包括宋江在石碣揭晓前，都是按照“妖魔”的顺序，安排杜迁、宋万的座次。这其中的意思是，“杜迁”而“王伦”，也是希望大宋江山能万代千秋。然而，到了梁山与曾头市作战时，北宋王朝已经引来了金兵的入侵，行将灭亡了。曾头市是梁山好汉抗金的故事，隐喻着北宋王朝境内已被金兵占领。因而，在大排名时，宋万忽然超越杜迁。这个意思也是十分明确的，因为“杜迁”，然后“王伦”，因为“金匮之盟”被毁，不再“王伦”，于是便要“晁盖（改朝换代）”，北宋不能一万年，江山随即被断送。如此“王伦”，错误极大，林冲大火并，同时也将北宋王朝推进了改朝换代，断送江山的快车道。无论王伦、晁盖，还是宋江，最终的结局，都与“杜迁”有关。“杜迁”是妖魔，王伦的错误是他贪得无厌，心地狭隘，紧紧守护这一脉江山，害怕别人夺了去，从而毁掉了“宋万”。
古代为什么不把犯人关进监狱，而是把人发配到千里之外
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不缺犯人，但对于处理犯人的却大有不同。譬如“流放发配”，今日再很难听到这种说法。但在古代这几乎是最受官吏青睐的惩罚，那么古代为何不将犯人关入监狱，而将他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蛮荒之地呢？这些犯人虽然多是作奸犯科之辈，但是罪不至死。若是关在监狱中，不但要予以伙食，看守和场地也是问题。犯人之食待遇随便，可所需数量却多，小到县邑大到都城，犯人必定不在少数，就算每日供应一餐也是不小的支出。而在古代粮食产量极低，风调雨顺的年头百姓也不过能混个温饱，有时遇上天灾便极有可能颗粒无收。即使到了清朝有高产作物传入粮食增多，在清光绪元年（1875）干旱时仍然饿死一千多万人，易子而食的事时有发生。犯人身上罪孽重重，反而能不劳而获，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。长此以往，为了温饱犯罪量可能还会激增。流放的最初目的是让犯人巩固边疆的军事实力，后来又演变为开发边远地区。很多边境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，一般人都不会主动过去，这就形成了让犯人流放的蛮荒之地。这种也不止在用，英国就曾将大量犯人流放至澳大利亚充当免费劳动力，可以说时至今日，澳大利亚仍有不少人是当时犯人的后裔。在宋朝时海南岛以及沙门岛都是流放之地，清朝流放地多为宁古塔，此地虽在清朝的龙兴之地，但却十分苦寒，有很多人死在流放途中和流放地。流放不仅能节省国库开支，还能为边远地区的建设提供劳动力。简直是一举两得，难怪朝廷热衷于流放犯人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必须要考虑，那就是减少对统治者的威胁，或是为统治者“掩人耳目”。流放的除了普通犯人，还有两类人需要注意：一是皇亲国戚，二是朝廷重臣。有些朝廷重臣可能犯了事，但出于和朝廷稳定考虑不能将他们问斩，只能流放他们。一旦被流放，这些官员经营许久的人脉关系等都化为乌有，他们也很有可能死在途中。即使他们活着，山高路远他们也难以回来，对皇权也就无法构成威胁。至于皇亲国戚，他们身份本就特殊，有时他们犯事迫于不得不进行惩罚，但又不能下狠手，只能流放。譬如载漪（光绪皇帝的堂兄，其子大阿哥溥儁险些取代光绪帝），八国联军与清朝议和时认为载漪是罪魁祸首之一，迫于洋人压力朝廷不得不惩戒他。清就想出流放一招，名为流放新疆，实则初携家属到西安，后又投靠了姻亲内蒙古阿拉善王。载漪的弟弟载澜也作为八国联军所要求惩办的祸首之一，“遣戍新疆”，在迪化（乌鲁木齐）的生活奢侈，经常骑着骏马，驰骋游乐，经费由迪化县供给。今非昔比，古代的难题放在如今已经不再是问题，基本的温饱也已经不成问题，交通也更为便捷了，把犯人关在监狱里才更保险。就这样流放一事才就此消弭，其实直到清朝末年，流放还是很普遍的。
土木堡之变给明朝有什么影响
“土木之变”中谁做了俘虏公元15世纪初，蒙古为瓦刺和鞑靼两部分。后来瓦刺打败鞑靼，统一了蒙古各部。势力强大的瓦剌不断地出兵侵扰明朝北部边境。公元1449年，瓦剌首领也先率军攻打明朝。操纵军政大权的宦官王振，企图侥幸取胜。明英宗受王振的挟持，不顾大臣们的劝阻，未做充分准备，就率50万大军亲征。当抵达大同时，听到前方失利的消息竞不战自退，在土木堡（今河北怀来县西南）被瓦剌军包围。也先见明军人多，硬攻难以取胜，于是派人下书诈和，英宗轻信敌方诡计。也先乘明军不备，指挥大军冲杀，致使明朝50万大军全部崩溃，明英宗做了俘虏。这就是“土木之变”。这次战役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，从此，明朝开始转入衰落时期。
善于骑射的匈奴人，为何会被霍去病的骑兵打得落花流水
在勇冠三军的霍去病面前，匈奴人的骑射简直是个笑话。霍去病是一个有能力又有魄力的人，他刚参军便立下了大功一件。公元前123年，霍去病才18岁，当时汉武帝派卫青率领大军征伐匈奴，同时让卫青提携、培养下霍去病这个自家晚辈。那是霍去病第一次上战场，卫青不可能让他当个小兵，但是让他统帅一路人马又不合适。思来想去，就拨了800人让霍去病统领。他也不指望这800人能做点什么，只要保护好霍去病就行了。结果霍去病艺高人胆大，竟然敢带着这800人脱离了大部队，找战功去了，当时卫青被吓得不轻，连忙派出伺候搜寻。等到霍去病再次出现的时候，带回了一大堆战利品，原来他端掉了匈奴了一处营帐。经过清点，这800人在霍去病的率领下，竟然消灭了2028名敌人，擒获匈奴相国、当户等，斩杀匈奴的藉若侯，得到各种物资更是不计其数。此战绝对算得上大捷了，霍去病因此一战成名。汉武帝认为霍去病勇冠三军，因此封其为“冠军侯”，食邑2500户。随行的将士也多有封赏。一代军神的传说由此开始。公元前121年，汉武帝决心控制河西走廊，来获得更多的战略缓冲区域。为了保证整个作战能够成功，汉武帝于当年春季，派霍去病率领一万骑兵对匈奴发侵扰扰作战。其目的是让匈奴无法休养生息，等作战正式执行的时候，疲惫不堪的匈奴将要面对严阵以待的汉军。本来吧，这是霍去病第一次指挥一场作战，汉武帝也没对他作太高要求，让匈奴人没法安心睡觉就行了。结果，霍去病的表现让所有人惊掉了下巴。他率领大军，接连灭五个匈奴部落，获得了大量人马辎重，追着匈奴人到处跑。最夸张的是，他创造了6天奔袭一千多里路的记录，平均每天奔袭将近200里。最后，他还在皋兰山下与匈奴大军进行决战（估计他早忘了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了）。以损失70%部队为代价，大败匈奴，击杀匈奴的折兰王、砍卢侯王，消灭和俘获的匈奴士兵高达8960人。虽然汉军的伤亡过半，但是取得的成果是数倍于损失。 而且霍去病超额完成任务，直接把当地的匈奴人打得伤筋动骨，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实力的。当霍去病回到汉朝，仅仅稍作休整，汉武帝便下令汉军开始执行控制河西走廊的作战。汉武帝的计划是：由李广与张骞率部佯攻，吸引匈奴人的主力，然后由霍去病和公孙敖率大军端掉匈奴人的后方。失去了大后方的匈奴人，败局已定，这样汉朝便能以较小的损失控制住河西走廊。计划是不错，然而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，想实现这样的大规模联合作战，实在是不容易。结果作战一开始就发生了一系列意外。先是张骞因为一些原因延误了行程，没有按时与李广会师。因为只是佯攻部队，加上还分兵了，李广手中只有4000人马，导致李广被匈奴大军包围。李广部与匈奴激战两日，伤亡过半，眼看快撑不住了，好在此时张骞率领一万人马赶到，李广才捡回了一条命。虽然最后打退了匈奴，但是汉军这边也损失惨重，无力继续追击、拖延敌人。可以说，佯攻作战是失败了。至于主力部队那边，也出了问题。那时候没有导航，连地图也只是粗略地画出了山水与道路，结果公孙敖迷路了。李广和张骞好歹还会师了，公孙敖这边干脆连会师都做不到。也就是说，整个作战的重担全部要到压到霍去病的身上了。换成别的主帅，估计直接退兵了，而我们的霍去病根本不在意敌人有多少，看到匈奴人就率军冲上去。一路大战，直接杀入匈奴腹地，打到后来，当地的匈奴人已经被杀破胆了，一看到汉军，要么归降要么逃跑。最终，霍去病以一己之力，率军完成了整个作战。而霍去病的战果更是惊人，竟然消灭了三万两千匈奴士兵，俘获了五个匈奴王，匈奴官员不计其数。攻灭了不计其数的匈奴部落，将匈奴在河西走廊的势力连根拔除，汉朝控制住了整个河西走廊。此战之后，霍去病正式跻身名将的行列，而那一年，他才20岁。随着汉军捷报频传，汉武帝希望进一步打压匈奴的生存空间，将其彻底赶出漠南地区，于是举全国之力，制定了一次大作战。上一次的作战使汉武帝意识到，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，会发生很多意外，制定的计划越详细越容易出问题。于是这一次，汉武帝反其道而行之，不要什么周密计划了，直接让卫青和霍去病各率五万大军，各自为战扫荡草原，至于这仗怎么打，让他们自己判断。他的要求只有一个：以后漠南地区不能看到一个匈奴人。卫青的运气差一些，他遇到了匈奴单于的主力部队，虽然他成功击败了对方，但是由于中途刮起风沙，使得匈奴单于率领几百亲卫顺利逃脱。最后，由于风沙所阻，卫青只得率军回朝。而霍去病的运气则好了许多，他一如既往的率领大军深入匈奴腹地。他的部队翻过离侯山，越过弓闾河，行军2000多里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了匈奴的大后方，直接打了匈奴一个措手不及。当时，驻扎在附近的匈奴左贤王，得到消息后立刻抽调附近所有有生力量，妄图以数量优势消灭这支汉军。然而他不知道，这支汉军的主帅叫霍去病。双方接战不久，左贤王就知道对方不简单了。然而此时他已经不能退后了，这里是匈奴的大后方，一旦他退了，这么多族人的下场可想而知，横竖都是死，还不如拼一拼。此战打的昏天地暗，双方反复地冲击、厮杀，都在拼命。然而笑到最后的是汉军，因为他们有神勇无敌的霍去病。此战，霍去病以不足5万人的兵力（他有派出偏师），歼灭匈奴70443人。俘获匈奴屯头王、韩王等官员83人，获得粮草辎重无数。而汉军仅损失了不到1万人，这在古代战争史上绝对算一个奇迹。此战过后，漠南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大的匈奴势力了。霍去病一路横扫漠南，所过之处，匈奴部落不是被消灭，就是望风而逃。霍去病的部队一直打到狼居胥山才停下来，他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祭天仪式，后人将此举称作“封狼居胥”，意为建立了显赫功勋。经此大战，匈奴在漠南地区的势力被一扫而光，剩下的匈奴人只能在匈奴单于的率领下龟缩于漠北地区、瑟瑟发抖，祈祷汉军别来这苦寒之地找他们。与此同时，霍去病的声望也达到了其人身巅峰，在朝中他的地位已经和大将军卫青不相上下了。虽然匈奴骑兵的骑射水平确实要高于汉军，但是也高不出多少。毕竟他们不像后来的那些草原民族，将劫掠当做谋生手段。对于匈奴人来说，游牧才是他们的主业。如果不是遭遇天灾，他们轻易不会南下的。这也就导致他们的弓马娴熟程度远不如后世的游牧民族，汉军只要勤于训练，与匈奴人的差距并不大。然而在其他方面，匈奴骑兵则全面被霍去病的率领的汉军碾压，因此每次遇到霍去病，都被打得落花流水。首先，霍去病作战勇猛，从不畏缩。俗话说“将是军中胆”、“一将累死三军”，想要让发挥出超凡的战斗力，需要让勇猛果敢的将领来统帅大军。而霍去病正是这种将领，他年纪轻轻便被委以重任、率领大军。正所谓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他对匈奴人没有一丝畏惧。在他看来，那就是一堆军功罢了，每次作战都是勇往直前。在他的带领下，汉军自然个个悍不畏死，敢于和匈奴人拼命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这才是霍去病的百战百胜最大的秘诀。其次，霍去病的战术很厉害。从霍去病的历次战斗中，我们不难发现霍去病善于长途奔袭，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下手。在那个年代，情报匮乏，没有导航、定位，地图也模糊，他能做到这些简直是奇迹。比如他封狼居胥的那一次，他率领汉军翻山越河，奔袭2000多里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匈奴的大后方。最后，匈奴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一败再败。这在兵法上叫“有心算无心”，在战斗开始之前，霍去病已经赢了一半。其三，霍去病的都是汉军中的精锐。霍去病手下的将士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。比如攻打河西走廊前的侵扰作战，霍去病只有一万人马，但是责任却很重大，所以他率领的都是精兵。而封狼居胥的时候更加夸张，汉武帝直接让霍去病自己挑选部队。他挑选的都是年富力强、久经沙场的老兵，这才能完成那么高难度的作战。如果把他手下的部队换成新兵，估计他也打不了那么多漂亮仗了。其四，汉朝兵力远超匈奴。匈奴的巅峰时期，应该是冒顿单于统治时期。然而即使是冒顿单于，也拿汉朝没办法。他最好的战绩，也就是白登之围罢了。当时冒顿用小股部队引诱刘邦率领的汉军孤军深入，然后将其围困在白登山。当时匈奴骑兵据说有40万，这已经是匈奴所能抽调的所有人马。然而在围攻白登山上的10万汉军不久后，匈奴却撤军了。因为汉朝的20万后续部队快到达了。当然，40万打30万，匈奴也不怕，可怕的是这样事态会发展成全面战争。当时汉朝经历了连番大战，人口凋零，即使如此，汉朝能动员的举国之兵也有100万人。很明显，匈奴打不起消耗战，因为人口处于绝对劣势。而到了汉武帝时期，汉朝的数倍于刘邦时期，而匈奴反而更加衰弱了，兵力只会更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匈奴打仗顾忌重重，而汉军则毫无顾忌。这样的两支打起来，匈奴败了也不奇怪。其五，霍去病擅长以战养战。汉军出塞作战，最大的弱点便是后勤，很多作战方案无法施行，便是受到后勤能力的拖累。然而我们观察霍去病的战斗可以发现，他的战术明显后勤是跟不上的。所以他总喜欢抄人家老家，不仅军功有了，补给也有了，这便是以战养战。大概第一次这么做是无心之举，然后尝到甜头后的霍去病，爱上了这种作战。于是到了后来，他的每次作战基本都是靠以战养战，这才能摆脱后勤的拖累，随随便便就追敌千里，获得巨大战果。其六，汉军的武器装备远胜于匈奴。中原国家，自从春秋以来便战乱不断，各国之间不断征伐，这也导致了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神速。到了西汉时期，经过数百年的发展，中原的武器已经甩匈奴人几十条街了。汉朝的弓箭，不仅射程和威力远超匈奴，更可怕的是，可以大批量生产。至于箭矢，更是永远用不完。而甲胄方面，汉军的甲胄可以有效抵御匈奴的箭矢，防护关键部位。这也就直接导致了，双方每次交战，汉军总是能以较小的代价消灭数倍的敌人。可以说，匈奴骑兵在骑射上的一点点优势也因此荡然无存。一旦战斗发展到近身肉搏的阶段，那就更没有悬念了。汉军的刀剑在当时绝对算得上削铁如泥，而匈奴士兵普遍缺乏防护，最多就是不认人有层皮甲罢了，近战汉军基本无敌。不过等到近战的时候，匈奴一般也被打得差不多了，基本都是收尾阶段了。虽然传闻中匈奴骑兵的骑射战术很强，但是一旦遇到霍去病所率领的汉军，那也只有挨打的份。因为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技巧都不值一提。当时的汉朝，有卫青、霍去病这样的超一流将领，又有战无不胜的士兵，所以才有底气喊出“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”这样的口号来。而胜利，永远都是建立在实力之上的。
